梁从诫：自然之子归去来（转载）

作者：赵永新

经作者同意转载

世事熙攘，一骑绝尘。10月28日下午4时6分，梁启超之孙、梁思成之子，被誉为“中国民间环保领袖”、“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”的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，走完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，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驾鹤西归，双目未瞑。

一门三公尽忠烈，特立独行有几人？梁先生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，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；其言其行闪现的精神之光，将照亮温润那些追名逐利的迷途魂灵，激励鼓舞那些想“活得像个人样”的人们。

虽千万人吾往矣——

“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，也要多一个‘自然之友’”

我第一次认识梁先生，是在1999年初自然之友举办的新春联谊会上。没有冠冕堂皇的条幅，没有利益纽带的牵连，一群热爱草原、喜欢河流的男女老幼聚集一堂，说着、笑着、唱着、跳着……身处其中，我的灵魂深受触动：想不到在这个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的世界上，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纯洁的人！

朋友告诉我，旁边那位面带微笑的长者，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先生。

后来，我对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：这位大半生从事历史学研究、教学（除去文革中的十年下放劳动）的名门之后，居然在62岁的时候，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·绿色书院（即自然之友），走上了“为无告的大自然”请命的不归之路。自然之友以“保护自然、善待自然”为宗旨，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，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，同时强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保留对政府监督、批评的权利。

由史学转为环保，从书斋走向社会，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如是说：“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……然而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，养尊处优；他毅然抛开那一条‘无灾无难到公卿’的道路，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‘自然之友’。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，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。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。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，也要多一个‘自然之友’。”

事实证明，季先生所言非虚：经过自然之友十多年风雨兼程，绿色的种子洒遍神州、傲霜斗雪；在自然之友的催生、感召下，北京绿家园、地球村、天下溪……民间环保组织风生水起，数以万计，成为环保大潮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；在自然之友的奔走呼号下，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免于刀斧，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北京的污染大户首钢迁至曹妃甸，重建圆明园遗址的倡议被束之高阁；在自然之友的不懈努力下，敏感建设项目上马之前向社会公示已成惯例，公众的环保知情权、监督权有了法律的保障，公众抗议抵制了多个污染项目，环保公益诉讼开始破冰……

梁先生本人的环保义举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；自然之友的民间行为，改变了“非政府就是反政府”的政治偏见，公众参与成为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。

如果没有梁先生和他创办的自然之友，中国的环保今天是个什么局面？我想象不出。

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——

我们不求波澜壮阔，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

时至今日，强大行政命令下的污染治理依然阻力重重；十多年前，无权无钱的民间组织的“管闲事”，其艰难困苦就更加可以想见。

梁先生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，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。即便如此，梁先生也没有放弃：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，我就很欣慰了。

“我们不求波澜壮阔，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，一点一滴地坚持。”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，奋勇前行，以滴水之力，穿磐石之坚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地处滇西北的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，决定砍伐100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，在其中栖息的珍稀动物滇金丝猴岌岌可危。1995年秋，梁先生闻讯后，先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传播滇金丝猴遭受威胁的消息，无果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。所幸，两位领导很快批示，德钦县暂时放下了斧头。但到了1998年，梁先生得知：当地政府阴奉阳违，那里的天然林砍伐行为并没有真正停止。他再次吁请媒体支持。后来，此事被央视《焦点访谈》等媒体曝光，当地政府部门才被迫彻底停伐。

　 相比之下，藏羚羊保护之路更为艰苦漫长。用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“沙图什”，是欧洲市场备受追捧的奢侈品。上世纪90年代，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为贩卖羊绒，经常开着车射杀藏羚羊，其数量从几十万只锐减到七万余只。为保护藏羚羊，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织“野牦牛队”，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，结果壮烈牺牲。环保志愿者杨欣写出《长江魂》一书，将书抵押给企业，为建“索南达杰”自然保护站筹集资金。梁先生得知此事后，立即给杨欣打电话：你到北京来，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，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，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！

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梁先生带领杨欣等挥汗如雨，马不停蹄地在首都各大高校演讲，卖书筹款。

1999年2月，梁先生又上书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，呼吁建立青海、西藏、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。之后不久，国家林业局在上述3省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“可可西里一号行动”，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。

同年5月，67岁的梁先生亲率媒体记者，前往海拔近4000米、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，亲手点燃了火把，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。在返程途中，意外发生车祸，梁先生右肩脱臼、胸部挫伤，险些丧命。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，梁先生对此只字未提。

跟随梁先生赴可可西里采访的环保志愿者铁铮由衷感叹：我清晰地感到，在他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对自然的爱，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。

其实，自然之友参与的环保之役，败多胜少。梁先生的观点，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——

真心实意，身体力行

作为曾经长期跑环保的记者，我接触的环保NGO很多。在北京的国内、国际环保NGO之中，自然之友可能是日子最为艰难的一个。但看来看去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加入自然之友，并交了500元的会费，成为其终身会员。

自然之友吸引我的，是梁先生为其亲定的规矩：不唱绿色高调，真心实意，身体力行。

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，都是用废纸印的，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名片。其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，如打印机、文件柜、保险柜……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；罩在椅子上的布套，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后带去的；就连梁先生坐的沙发，都是捡来的破烂儿。

后来，我成为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，开会的打的费都是自己掏腰包；唯一的酬劳，是10块钱一份的盒饭。自然之友成立16年来，只用“公款”请过为数不多的几位客人，其中包括：英国的国际环保知名人士珍妮·古道尔博士，可可西里的“野牦牛队”队长扎巴多杰。

梁先生自己，更是身体力行、以身作则。

我曾跟梁先生出过两次远差。吃饭的时候，看到他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双筷子、一把勺子时，我既感意外，又觉惭愧。

梁先生摔伤之前，出门办事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。有一回他骑车去全国政协开会报到，门卫不相信他是政协委员，直到看他掏出证件，才放他进去。

2008年春节前，我和自然之友大代理总干事刘勇等，拿着自己准备的饭菜，到梁先生家提前过年聚餐。两室一厅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了，屋里的家具看不到一件新的。我们吃的最名贵的一个菜，是他家保姆做的萝卜炖排骨；梁先生自己，则是一碗面条。

梁先生的穿戴，也是喜旧厌新。他的夫人方晶老师，讲过这样一件趣事——

2000年8月，梁先生到菲律宾领麦格赛奖，大家都说：那么正式的场合，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。我陪他去国贸买衣服，路上他对我说：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“大礼服”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。衣服买回来，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，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：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，那双鞋还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。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，他笑着说：没关系，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，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！

对于这样的“苦行僧”生活，梁先生很满足。他说：“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，有一点追求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”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如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，能找出多少？

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——

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做些力所能及的回报

大家看到的梁先生的照片，多是面带微笑、和蔼可亲。其实，除了“温”，他更有“厉”的一面：对那些蛮横霸道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，梁先生从来是不畏不退，仗义直言，有时候甚至是疾言厉色，拍案而起。

2001年3月的一天，自然之友、绿家园、地球村等三家环保NGO，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“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”，我有幸躬逢其盛。北京市的主管副市长姗姗来迟不说，还对会场横幅上的“对话会”极为不悦：什么“对话会”？要早知道是“对话会”，我就不来了！

“对话会”开始后，这位副市长滔滔不绝，先是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成就巨大，然后大讲“硬化河道”如何正确。这时，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，打断副市长的话头，力陈“河道硬化”导致的生态危害。两人你来我往、唇枪舌剑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最后，这位副市长绷不住了，他站起身，以极为严厉的口气，先是把“对话会”定性为“严重的政治事件”，责令“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、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”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我第一次领教了“冒犯领导”的严重后果，对梁先生的不畏权贵、铮铮铁骨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即便是对“外国贵宾”，梁先生也是毫不客气。1999年，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。面对台下的各路经济巨头，梁先生直言不讳：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，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……到时候，中国人都在想明年换什么型号的汽车，换什么新型号的手机；孩子们都在想吃有多少种香料的冰淇淋、汉堡包，女同胞们都在想用什么高级品牌的化妆品……可是，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，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?按1990年官方统计，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/14，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，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。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，也是世界的灾难。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？！

在许多场合，梁先生就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，为此招来不少“出风头”、“冒傻气”之类的风凉话。

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？”在接受杨澜专访时，梁先生坦陈心曲：从梁启超到梁思成，再到我，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，那就是社会责任感。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，为这个社会、为这块土地、为这个民族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。

2006年之后，鉴于梁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，杨东平出任新会长。但梁先生还是对自然之友的事情牵心挂肚，每逢重大活动依然坚持参加。

2007年夏天，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，梁先生欣然前来，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，殷殷嘱托；

2008年初，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联谊会，腿脚已不灵便的梁先生冒着寒风，头戴毡帽、身穿棉衣，赶到会场看望会员，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逐一颁发证书；

2009年3月，自然之友举办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。考虑到梁先生的心愿，座谈会特意选在离他家很近的一个地方举行。看到梁先生颤颤巍巍地走进会场，许多老会员激动不已，纷纷上前握手问候。但他已不能久坐，约半小时之后，就由保姆搀扶着，慢慢地走回家。我默然跟在身后，目送梁先生慢慢走过院子，小心翼翼地上楼梯，禁不住鼻子一酸……

这，是梁先生最后一次参加自然之友的活动。

是什么让梁先生对自然之友、对环境保护如此放心不下？

看完这段话，就不难明白：我们和其它动物同是自然之子。麻雀打光了，虫害就增加了。拼命洒杀虫剂，结果是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农药的残留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无所谓了，但那么多青年人、那么多祖国的花朵，该怎么办？

梁先生曾经写道：亿万人的警觉，会形成宏伟的力量，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，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，乃至巨大的灾难。

如今，污染还在继续，生态还在破坏，物欲依然膨胀，许多人依旧忍耐。

如今，为大自然请命的自然之子，已悄然离去……

诗人臧克家这样悼念鲁迅先生：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

请允许我借用媒体人冯永峰的这段话，献给梁先生的在天之灵——

梁先生的一生，又“薪火续传”着其祖父梁启超、其父亲梁思成的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生命主旋律。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我们的时代而生，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……放眼过去一百多年，梁氏家族的数代知识分子，总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能量，释放至社会最急需的危苦，暖化冰冷者，活化死寂者，热化悲观者，激化漠视者，转化围观者，度化邪恶者。他们用自己最简单却又最坚实的生命轨迹，向国人一次次地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。